其他归国人员

感想文章

1. 李海燕 大众日报 2003 年度中国地方青年邀请计划地方振兴分团

＊东瀛漫笔＊

・开篇的话
11 月26 日至12 月18 日，记者随山东优秀青年访日团赴日本东京、鸟取等地学习考察。23 天的时间，用来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自然只能是走马观花，得之皮相。然而换个角度来说，一双陌生的眼睛匆匆扫过搜寻到的某个瞬间，也许恰恰是生长在那里的人们因为司空见惯而忽略了的，也许正是差异和特征所在呢。一路上耳闻目睹、所思所想自然很多，记者选取其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敷衍成篇。希望记者的眼睛是一扇明净的窗，透过它，您望到了别样的风景。

・东京的垃圾瘦身
原谅我从垃圾着笔，开始我们的东瀛之旅。说到日本之行，本来是颇有些风月可谈的，何至于一提笔就写到垃圾呢。但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此行最大的感触，我选“干净”。

初到东京，节令已是初冬，入眼却全是深秋景象：枫叶如火，银杏熔金，随处可见的桔树与柿树，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然而漫步街头，穿行在落叶与细雨交织的怅然秋意里，除了落叶，几乎见不到任何杂物，就连垃圾筒也极少见，以至于在东京的闹市区新宿逛街，吃了一个冰激淋之后，把空盒在手里举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一个垃圾筒。垃圾都藏到哪里去了？

我开始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追寻垃圾的踪迹。在车站：东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地铁。在每个地铁站的出口，自动检票机会把每个人的车票回收。在商场：日本所有商场提供的购物袋多数是再生纸制作的。在会场：常常会给每位来宾发一瓶水，上至国会议员下至普通工作人员，如果没有喝完或者中途转换场地，都会把自己的水带上。散场时，喝光水的空塑料瓶、纸张等会被要求放到指定的地点，以分类回收。在麦当劳餐厅：喝光的饮料杯，吸管和盖子投入回收塑料的垃圾箱，纸杯投入另一个垃圾箱。公共场所如此，家庭也不例外。日本的家庭垃圾分类因地区不同会有所差异，但大部分地区是分12 类。在东京23 区，可燃垃圾每周回收两次，不可燃和资源型垃圾每周回收一次，大型垃圾如家电等需提前申请，还要交纳一定的回收费。垃圾在投放到回收点之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说一个空矿泉水瓶子吧，要把瓶盖和瓶体上印说明的塑料纸分开，分别投放。由于居民自觉减少垃圾的产量和最大限度的回收利用，日本全国的垃圾总量从1988 年之后基本持平，没有增长。而东京23 区的垃圾从1988 年之后逐年递减，从2000 年之后开始稳定。也就是说，圾少的根本原因是在垃圾产生的源头，就开始了以减少垃圾和加强回收利用的瘦身运动。

当然，不管怎么减少，垃圾的产生总是不可避免的。对那些不可回收再利用的垃圾，日本人是怎么处理的呢？

参观东京板桥区的垃圾处理厂时，记者几乎怀疑是走错了地方，漂亮的建筑上常春藤青翠欲滴，屋顶都辟成了花园。楼内纤尘不染，走几步便会有样式各异的小盆栽调节气氛。一切工作都是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最高档的写字楼也不过如此吧。

通过电脑屏幕观察一下车间里的运行情况，就会发现，工厂的处理对象的确是垃圾。每天，600 多吨可燃垃圾被送到这里，先经850 度的高温焚烧变成灰渣，再送进1400 度高温的融灰炉融灰。第一个过程，垃圾的体积大大缩小。

第二个过程，一吨灰渣经融灰处理后减重23%。这些灰渣并不会被扔掉，而是成为修筑河堤、铺设道路的原材料。整个垃圾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都经过处理之后排放，绝不会污染环境，相反，燃烧产生的热能被用于公共设施的供暖和发电。当然，这样一个处理厂的运行价格是相当昂贵的，板桥垃圾处理厂2003年的预算为16 亿日元，平均烧结一吨垃圾的费用为12500 日元，这些钱都是由政府投入的。居民所缴纳的税金中，垃圾处理的费用已包括在内，而企事业等经营单位的垃圾，因为还需要请专业公司收集、运输，平均下来，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要23500 日元。

简单的干净两字，背后是日本民众和政府在垃圾处理上所下的真功夫。反观我们自己，垃圾分类的口号提出已经很久了，但小区的垃圾箱还是一网打尽的模式，很多本可回收利用的物品混入其中，无形中垃圾的量大大增加了。再加上很多地方把未经处理的垃圾直接倾倒在城乡结合部，致使垃圾围城的现象日趋严重。说起来，日本的垃圾瘦身过程中，并无什么高精尖的技术是我们学不来的，最关键的，不过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毕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在日本找工作
在日本相对偏僻的街头，偶尔会看到用塑料布搭的低矮的小窝棚，里面居然有人住。问陪同的翻译是怎么回事，翻译铃木女士解释说，这是失业后付不起贷款又失掉了房子的人，只好流落街头做浪人了。从上世纪90 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至今，失业率高、找工作难一直是人们的心腹大患，尤其是对曾以终身雇佣制作为企业文化特征的日本企业，这更是令人难以面对的事实。其实，即使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着的中国，就业也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问题。于是，记者决定在日本找一份工作，虽然是模拟式的，但操作过程中的一些东西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现在，记者成了位于东京池袋的立教大学（私立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就职科职员宫尾香奈子小姐的帮助下，准备找一份工作。香奈子小姐告诉记者，现在，日本大学生的就业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早期化，二是长期化。如今，大学生找工作的旅程从第3 学年的10 月份就开始了，而在经济鼎盛时期，由于找工作容易，这一活动从第4 学年的6 月份开始就可以了。就职活动的早期化还表现在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会一般在学生第三学年的11 月或12 月就召开了。如果笔试、面试都通过了，学生与用人单位在第3学年末（来年的3 月份）达成口头协议，到了10 月份签订正式的用人合同。为了搜集信息、应付企业的笔试、面试，学生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而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从2 年级起每学期都会提供两周的就业模拟活动，请用人单位的人来讲课，安排学生到企业参观实习，举行模拟招聘考试等。以香奈子小姐本人的工作为例，她会帮助学生修改个人简历，进行面试指导，对有些想考教师或公务员的学生，还要请部委的工作人员来讲课指导。这种情况下，学生用来安心学习的时间明显减少，不影响到学业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是经过这样复杂的过程，也不见得能找到满意的工作。目前，日本多数的大学毕业生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苦恼期，即第4 学年刚开始的3 月份，所希望的单位全部落选了，觉得谁都不需要自己。当然，最终还会重新振作起来，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定位，重新寻找岗位。

目前，日本一般大学的就业情况是这样的，60%的毕业生决心就业，他们中98%的人最终会找到工作。其它的毕业生，20%会继续深造，15%去参加教师、公务员的资格考试，另外5%出国留学、结婚或打点零工。就业难，再就业更难。池袋的职业介绍所，就是为失业人士再就业准备的。走进位于池袋阳光大厦的职业介绍所办公大厅，200 多台电脑排列井然。

坐在电脑前，求职者只需按电脑提示输入自己的年龄、性别、学历以及工作种类、薪金、休息日等方面的要求，电脑就会自动检索出符合要求的信息，并随时可以打印出来，供求职者与业主联系。由于是政府主办的公益机构，在池袋职业介绍所，不论是求职还是发布用人信息都是免费的。目前，该所的电脑中储存着7 万件22 万人的用人信息，主要为东京丰岛、板桥、链马（音）三区的人们提供服务，当然，招聘信息是不限地区的。像池袋这样的职业介绍所，全日本有600 多家，池袋所是其中业务量最大的，以2003 年9 月为例，前来咨询的日均3400 多人，帮助28000 人找到了工作，17000 个业主从这里聘到了工作人员。此外，这个所还担负着支付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转移、为高龄、残障人士开展职业介绍等职能。这样大的工作量，但全所只有127 名工作人员。

就业和再就业率的提高，最根本的在于就业岗位的增加，在这方面，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呢？在日本的23 天中，我们有一周的时间是在鸟取县（相当于我国的省）度过的。鸟取是日本人口最少的县，只有60 万人口。目前，当地正在开展被称作“鸟取的文艺复兴”的区域经济振兴活动，其中，用一年的时间增加就业1万人是主要指标之一。那么，1 万人的就业岗位从哪里来呢？鸟取县厅（相当于我们的省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现有的3000 多名县厅公务员平均减薪6%，县知事（相当于我们的省长）本人减薪9%，把这些钱用来雇佣2400-2500 名公务员。当然，这只是临时性措施，几年后，公务员的总量要精简到2500 人左右，因为精简机构，将政府事务委托给专业公司处理也是鸟取地方振兴的内容之一。二是通过招商引资新增就业2500 人。比如目前就引进了专营电话购物的公司，这些新行业用人量较大，促进就业效果比较明显。三是通过充实医疗保健人员增加就业2500 人。目前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医疗保健人员的需求量增幅较大。四是对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制度和政策优惠，以扶持他们做大做强，增加就业2500 人。总的来说，不论是在哪里，找一份工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在池袋职业介绍所时，副所长曾说，现在日本的失业率高，是因为在竞争中败给了中国，世界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去了。事实上，我们的就业压力也许并不比日本小，好在经验与教训没有国籍，希望双方都能从对方那里找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

・纸媒体的竞争力
在日本，有机会参观NHK 电视台，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编辑委员（相当于中国媒体的副总编）演讲，应该说机会难得。然而，最初的感觉竟是有些失望。我不得不承认，不论是NHK 电视台的设备，还是朝日新闻社与读卖新闻社的工作流程，与我所了解的国内媒体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大新闻社一般是多种经营，比如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同时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报纸和杂志。这一点，在国内媒体并不多见，尤其同时拥有电视台这样的声像传媒和纸媒的应该说还没有吧。当然，情况相近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比如朝日新闻社的清水建宇先生为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增强报纸的舆论公信》，这应该是中日的报纸所要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吧。清水先生介绍的日本媒体的状况与国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纸媒体曾经自认为是主流媒体，但现在却面临着电视媒体的挑战。比如现今的小泉政府就认为电视比报纸更具影响力而把电视媒体的地位提高到报纸媒体之上。并且，小泉首相目前每天都要在电视上做短暂的亮相，虽然只是简短地说一些口号性的东西，却起到了保持出镜率的作用。换句话说，电视的作用在于制造明星，包括政治明星。而从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密切程度来说，电视媒体也的确有独特的优势。比如，电视的收视率可以随时反馈到主办者手中，并且具体到节目的每一分钟，杂志慢得多，要等到出刊一周后才能得到卖出率，而报纸更慢，日本的报纸一般每半年举行一次读者调查。并且，电视最大的优势在于现场直播，这时，媒体与受众的距离为零，完全同步。

这样说来，纸媒体是不是在与电视媒体的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呢？事实并非如此，每个人都以为电视是最大的媒体，因为据调查显示，普通日本人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左右，但阅读报纸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左右。然而，即使是滚动播出新闻的电视台，一天播出的新闻信息也不过二十几天，而一张报纸的信息量至少在几百条以上。说到受众的数量，日本发行量最大受众最多的媒体是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免费赠送的杂志广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报纸与电视媒体的竞争中，纸媒体的竞争力首先在于信息量。另外，清水先生还谈到，在日本，电视与政界的密切关系使许多有良知的媒体从业者提出，应该警惕如何避免使电视被政界利用。与此相反，报纸虽然在时效性和直观性上相对落后于电视，但它也因为不需在第一时间立刻做出反应而增加了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性，其挖掘的深度和全面掌握情况后产生的客观性也是电视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一概否认报纸在与电视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是没有用的，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日本媒体从业人员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在日本各大新闻社的利润报表中，电视台所产生的利润几乎是支柱性的。而最有意思的是，给我们演讲的朝日新闻社的编辑委员清水建宇先生，以及在NHK 电视台接待我们的渡边和弘先生都是由纸媒体转到电视媒体的。渡边先生在回答记者为何转行的提问时，直截了当地提到了收入水平的影响力。尽管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报纸还是有它的生存空间，在日本，每个家庭订两三份报纸是很常见的事，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这样的大报，发行量也分别保持在1000 万份和800 万份。那么作为中国同行，特别是报纸媒体的从业人员，记者牢牢地记住了报纸的两大优势，信息量和深广度，这是我们日本同行安身立命的法宝，想来对我们不会毫无用处。

・细节改变生活
到了东京，我还在急切地寻找东京。满街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们，拥挤的街道与林立的高楼大厦，从大巴的车窗中疏离地观察着东京人的生活，我几乎要以为这不过是一座寻常的中国城市，其现代化程度甚至还比不上上海或北京。是什么告诉我这里的确是东京，最初是冼手间。也许洗手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但也是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地方。

在日本的20 多天，我从未踏进过一间不干净的洗手间。相反，所有的洗手间里除了设施的完备与现代化之外，最让我感动的是人性化的设计。公公洗手间里，总有两件是特别设计的，专供带婴儿的母亲和残疾人使用。在东京，人多地少，所有的地方设计都极为小巧和紧凑，洗手间也不例外，但这两种设施从未省略过。

漫步大小城市的街头，你总会觉得被什么东西硌了脚，低头一看，是盲道。不论街头还是高档大厦，只要是公共场所，盲道无处不在，关怀无处不在。在鸟取的街头，红绿灯变换时，会伴随着阵阵音乐，开始我认为这不过是增加情趣的小噱头，后来才知道，这是为提醒盲人过马路而特别设计的，不同的路灯变换时会发出不同的乐声。

日本人的守时、认真和团队精神是早有耳闻的，然而百闻不如一见。不论是讲座还是参观，大到场地安排，小到一张说明资料的标点，日本人的态度都用得上精益求精四个字。一般情况下，参加任何活动都要提前5 分钟到场，不管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延迟了活动，哪怕只有半分钟，也会对大家作简短的说明。

最令人感叹地还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他人造成影响。比如由于人多地少，日本的任何设施都尽可能地做到多种用途。比如我们听讲座的场所常常是较大的会场，需要分组讨论时，只需把藏在旁边的隔断推出来，就变成了几间互不影响的教室。开完会，把可活动可折叠的桌椅收起来，就变成了室内体育馆，所有的球台、球网都可临时支设。而每一次活动进行过之后，工作人员总要把所有的垃圾整理好，把场地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我询问过工作人员，并没有人要求大家这样做，而且每个场馆都由专人负责清理，但大家还是约定俗成地这样做，总的指导思想是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在东京，还参观过皇居、国会，去听圣诞音乐会，不论是入场还是退场，不论是听介绍还是欣赏音乐，所有的场面我只能用秩序和规则这样的词来形容。也许有人会说，正是因为过度地注重细节，才使日本人缺乏全局意识和创新观念。我不能说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在一定条件下，正是这种规则和秩序创造了日本的奇迹，保证了日本社会像他们高速、安全、准时运转了30 多年的新干线一样，从未发生过任何一起事故，被前来参观的德国人称为奇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区别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别一座城市与一座城市的，正是那些细节。我呢，也正是从这些细节上找到了东京，认识了东京。

我不得不带点沮丧地承认，高楼大厦，现代化的设施，我们的城市也许很容易追上和超过东京，追上和超过日本，但这些细节，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到的。而正是这些细节，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日本的传统与现代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的现代化水平不容置疑。但三周多的日本之行，却让我了解到了日本的另一面，那就是包在现代化外衣之内的，日本的传统之核。起因很简单。在日本喝瓶装的茶饮料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印在瓶体上的新俳句欣赏，这让我大吃一惊。日本的俳句和短歌，约略相当于我国的古体诗词吧，只是形式相对简单一些。在我国，古体诗词大概只能从故纸堆中去找寻了，而以现代化著称的日本，俳句居然还活在民间？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前来为我们作演讲的神户大学的石原享一教授。从石原教授口中得知，俳句短歌这样的古典文化遗产，在日本民间还有着相当的活力。在石原教授的周围，活跃着许多由各行各业人士组成的俳句赏析会，每周聚会，宣读自己的新作品，进行评价和讨论等。在报纸的文艺版面上，俳句与短歌也有相对固定的位置。

如果说俳句短歌稍嫌陌生，那么日本的茶道、歌舞伎表演该是大家熟知的了。日中友协特意安排我们去著名的里千家体验茶道表演，据说，新年前，首相也要到这里来喝茶的。茶道其实是茶翁之意不在茶，全在一个“道”字。那种庄严、典雅的仪式感，配上清奇幽绝的环境，让我们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随着那一点点绿色沫茶特有的苦味在口腔中散开，一起融入身心的，还有茶道清、雅、和、寂的四字精髓。

日本的歌舞伎表演与中国的京剧有很大相似之处，脸谱化、程式化，由男演员来扮演女性等等。但在东京银座观看歌舞伎表演时，记者惊讶地发现，买票居然要排队。而且，为了适应像我们这样的纯粹是为了看东洋景的外国游客的需求，剧场特辟了只看一场的专席。也不知是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需要，还是古来如此，当时上演的歌舞伎表演都是以滑稽戏为主，看着不少穿着和服来看表演日本观众如痴如醉地大笑，我心中突然涌起个念头，回国后，该去剧院认认真真看一出京剧。

东京的传统文化是全日本的，而鸟取的传统却更有地方特色。在鸟取的一周多，去青谷和纸坊亲手制作和纸，每个人对自己制作的事实上并不高明的作品爱如珍宝，声称行李再挤也要把这个带回国做纪念。在放流偶人馆，了解了放流偶人的历史后放流了亲手制作的偶人以求吉祥如意。至于亲手制作的日本传统食品鱼糕，当然比买的别是一番滋味了。

这些传统文化体验项目，都是鸟取文艺复兴运动内容的一部分。其实，鸟取与山东的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是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地区，人口很少，但自然资源条件极其丰富。于是，地方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振兴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而这种体验式的民俗活动，又是旅游中最有吸引力的项目。我这么说你一定以为鸟取是穷僻之地，所以衣冠简朴古风存。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就举家用轿车的例子吧，由于太拥挤，多数东京人都没有车，但到了郊区，每个家庭都有车，再到了农村，每个人都有车。鸟取，正是每个家庭都有车的地方。换言之，在享受现代化方面，鸟取人一点也没落下，但在生活方式上，鸟取人更传统。

所以，穿行在鸟取的山水间，出入在鸟取居民传统的塌塌米房间，品尝着他们亲友制作的传统食品，我想，如果在日本生活，我弃东京而选鸟取。因为现代化无处不在，但现代化之后的那个传统之核，也许更人性，更人本。

・我是你的芳邻
中国与日本的地理关系，外交词令上最喜欢用的词是比邻而居，一衣带水。在日本的20 多天，临告别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诗。但我宁愿更坦白一些，用“比邻若天涯”来形容某些方面的中日关系。

由于珠海事件、西北大学事件、化学武器事件的影响，在离开中国赴日本之前，我对自己的日本之行实在没什么信心，尽管此行是受日本政府的邀请，我们仍然不知道日本的青年与民众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待我们。因为据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华的亲近感，在80 年代是70-80%，目前只有50%左右。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在赴日之前的北京说明会上，面对前来演讲的北京驻华使馆公使宫家邦彦先生，青年们撕下客套的面纱，提出的问题极其尖锐，教科书的问题，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对华政策的问题都是讨论的对象。虽然沟通极其困难，但是问题既然开诚布公地提了出来，反倒比放在心中忐忑不安地猜测感觉好多了。

23 天的日本之行，这种不安完全被抛掉了。不管是参与讨论的青年，还是安排我们去民宿的普通日本家庭，都对中国，对中国青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真挚的友情。在东京的街头，我们常操着生硬的日语或英语问路，好几次，被询问者都热情地给我们带路，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或者送上需要转乘的车次。在民宿家庭，尽管只住了短短的3 个晚上，许多青年与民宿家庭的主人在分手时居然泪流满面。

友好归友好，但日本青年对中国的不了解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与日本青年合宿讨论时，居然有日本青年问我们，中国的家庭都有家用电器吗。听了我们13关于各自家庭里电脑、家用轿车等现代化设施的描述之后，这位青年坦诚地告诉我们，在此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50 年前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村。这不由让我想起在东京的街头看到一则广告，其中有这样的广告语：上海是未来的纽约，北京是东京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作为一名土生土长，并参与着中国发展建设的中国人，我很想告诉每一个日本人，中国虽然在发展，但中国并不会像日本人想象的那样成为谁的对手；中国虽然还不够发达，但也绝不是50 年前贫穷落后的中国。

当然，这种误解或妖魔化对方的做法并不是单方面的。我回国之后，也不停地有人问我，日本人对中国的敌意严重吗？我只好一遍遍地解释，日本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人很友好。我的一些朋友在得知我的日本之行后特地发来了抵制日货、支持化学武器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等内容的邮件。

敌意的存在是现实，但双方的相互需要也是现实。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叶冬柏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与日本都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人员往来也日趋增多。2002 年，双方的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人员来往的总量超过了300 万。再加上双方在亚洲地区所处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友好与合作对双方，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论是从同源同流的文化渊源，还是从唇齿相依的地理位置，亦或是从相互需要的经贸合作出发，作为一名变通的中国青年，我很想对日本民众说句话——我是你的芳邻。也许你不了解你邻居的生活，但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让我们努力沟通。

・视觉盛宴与温泉水滑
近一个月的日本之行，如果所记均与工作有关，未免显得道学，这一篇算是闲笔，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或可谓之准风月谈。若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俗，首先由饮食开始。在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到处是打波音的满天飞的国际自由人的今天，饮食也无多少秘密可言。比如日本著名的生鱼片、寿司和天妇罗（鱼、虾、青菜等裹上面糊炸，类似中国菜里的软炸。），在国内也都吃过。真到了日本，吃过正宗的和食，所有的体会一个字就可以概括——生。

鱼、虾、贝、鱼籽、鸡蛋，无一不可生吃。青菜一概是生吃，切成丝挤上些沙拉酱。在鸟取，当地人曾请我们吃他们的一种传统美食，就是把生山药去皮，在粗陶碗里磨成酱，加上生鹌鹑蛋、酱油，调好后浇到米饭上。

除了生，和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简单，鱼、青菜、酱汤配永远不变的米饭，偶尔加上豆腐或蒸鸡蛋，再隆重的宴请也不过如此。吃得同行的山东人偶尔见到桌上有肉就两眼发直，走到哪儿都问，有馒头吗？每逢此时，吃惯了米饭的我总是幸灾乐祸地坏笑两声说：“回国前是甭想了。”有一次好容易上了点面条，团友们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下来，一尝，还是米粉做的。但如果要选世界上最好看的饭，我一定选和食。吃日本饭，不是味觉的饕餮 ，而是视觉的盛宴。和食对餐具的讲究只能用过分来形容。如果筷子是绿的，筷枕肯定做成翠绿的竹节形。如果盛得是三文鱼的生鱼片，碟子必然是与橙色相配的暖色系。盛芥末的小碗、茶杯、漆盘，每一样都让人爱不释手，每一道菜上来必然赏心悦目，以至于每次吃饭前，团友们总是先拿出相机来拍一番才忍心吃，不然会觉得对不起这样的艺术造型。

与吃生相比，洗澡时，日本人又恨不得把自己烫熟了。日本人爱洗澡，基本上是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而且总是先洗后泡。日本人更喜欢泡温泉，而温泉的水温一般都超过50 度。

日本有名的三朝温泉恰好在鸟取境内，这里的温泉以含镭著称，据说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希望看东洋景的外国人来说，治疗到在其次。选一个明朗的下午去洗露天温泉。早就听说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所以特意提前向翻译打听有没有男女分开的。翻译哈哈一笑说，现在要找男女同浴的地方还不好找呢。

我们去的地方叫溪泉阁。进入格内，各种淋浴、池浴设施一应俱全，最有意思四周全是落地玻璃大窗，透着玻璃向窗外望去，却像是进了江南园林，高墙内曲水雕栏，只不过水都是热气蒸腾的温泉水。在室内的温泉中泡了一阵，学当地人的样子走到室外，虽然室外温度是零下，却没有一点点冷的感觉。进入温泉，或坐在石上，或浮于水中，看周边经冬未凋的花木，仰头望湛蓝的天空，偶尔有鸟儿飞过却没有留下痕迹，只觉得心神俱醉。鸟取的天果然善变，刚才还晴空万里，转眼又飘起了雨丝。看过的日本文学作品总说，洗露天温泉有两种情景绝美，一是暮春樱花飘零，满池花谢水流红；一是深冬雪花漫天飞舞。我来的不是时候，初冬的鸟取只有随时会来的冷雨。但我并不觉得特别遗憾，细雨中的溪泉，也自有它的风味。

虽然舍不得，总要离去。洗了温泉，觉得疼了一上午的头不疼了，整个人有一种酒醉似的无力。想起白居易的名句“温泉水滑洗凝脂，待儿扶起娇无力”，虽略涉香艳，却是实情。这半天的经历，应该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

（注：本文转载于《大众日报》）